三、内在驱动
自2000年以来，在东部率先发展的基础上，我国陆续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战略，形成了以“四大板块”为基础的区域协调发展框架布局。党中央根据区域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提出进一步完善“四大板块”政策，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力争实现稳中求进。
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稳”与“进”，需要持续高质量推进区域重大战略。近年来，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三大动力源地区和两大流域生态经济带为重点的“3＋2”区域重大战略格局。我国重大区域战略取得历史性成就，重大区域发展引领性不断增强。2022年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生产总值占全国GDP比值分别高达46%和24%。与此同时，我国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推进海洋经济发展，稳中求进推进重大区域发展。此外，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稳”与“进”需要注重新区建设、释放城市创新活力，坚持在进中促稳。党中央着眼全国“一盘棋”，坚持系统观念、守正创新，鼓励各类型新区、开发区、试验区先行先试，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有7个经济特区、19个国家级新区、21个自贸试验区、230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9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177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2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5个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稳”与“进”，需要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不断优化城镇布局，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着力促进城乡可持续协调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发展强调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同时注重加强新农村建设，并以城镇综合承载力为支撑，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多个方面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同时，新型城镇化需要坚持“人的城镇化”。在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平等互惠原则，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他们享有城镇医疗、社保、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高质量发展。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6年的3.28逐年下降到2021年的2.50，城乡协调发展取得阶段性进展。
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稳”与“进”，需要全方面、多维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通过城乡融合替代二元结构，着力缩小城乡发展水平差异，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破解“三农”问题，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融合的新型协调发展路径，是当前中国破除城乡经济分割二元结构的重要战略任务。这就需要以县域发展为基本点，完善强农惠农政策，持续抓紧抓好农业生产，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推城乡协调发展。要大力推动县域发展，逐步推进城乡融合，争取实现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在家门口享受现代生活的目标。以浙江省“千万工程”为例，工程的实施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了万千农民群众，促进了美丽生态、美丽经济、美好生活的有机贯通，走出了美丽中国的科学路径。应鼓励县域政府积极全面回顾浙江探索实践历程，系统总结浙江绿化村庄建设宝贵经验，适时适地适宜学习运用，奋力谱写乡村振兴的华丽篇章。
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譬如，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明显、发展动力极化现象日益突出、东北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少数农村地区发展动力不足等。如何实现区域重大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稳中求进和以进求稳，还有待国家和政府规划引领、久久为功。
四、外部条件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既是新时代新征程的重要任务，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更加安全的对外开放，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
深化跨境经济走廊建设，构建新型价值链和供应链。跨境经济走廊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柱和区域经济网络的重要框架，深化跨境经济走廊建设是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发展驱动力和核心载体。跨境经济走廊是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生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成效决定着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成效。
一方面，在中美博弈升级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与分离主义不断蔓延，跨境经济走廊建设应更加致力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首先，依托跨国经济走廊推动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对接，延伸走廊区域价值链，从发达国家主导的“中心-外围”经济格局转化为以中国为枢纽的双环流经济模式，将跨境经济走廊打造成链接国内国际的双循环纽带，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走出去”。其次，构筑完善与全球价值链并行的区域价值链，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发挥以中国为枢纽的双环流模式下的优势互补效应，拓宽面向跨境经济走廊各国的产能合作广度和深度，加强国内价值链供应链与跨境经济走廊对接。最后，建立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推动国内创新链和走廊创新链“双向融合”，增强国内经济循环以及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发展韧性，为走廊价值链供应链奠定新技术动能基础。
另一方面，深化跨境经济走廊建设需要以“命运共同体”为导向，坚持高标准的市场体系。重点围绕跨境运输通道完善产业协调布局，在原有价值链的基础上，通过引入贸易投资便利化规则、自贸区协定等规则制度，整合对外开放平台的经贸规则，优化协调跨境经济走廊各国政策，促进市场和资源再次配置，推动区域价值链整体融合与创新，这也是推动开放型经济实现良性循环的关键。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促进规则标准“软联通”发展。“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机制化建设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也是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变化的必然要求。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既要基础设施“硬联通”，也需要规则标准“软联通”。
一方面，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作为国际平台，开展国家层面的机制化建设，以制度型开放平台引领高水平对外开放。一是优化共建“一带一路”的供给格局，推动机制化合作从买方市场走向卖方市场，为相关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更为充足的发展动力。二是优化顶层管理机构，谋定“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的定位和发展目标，基于各方利益交集深入探讨产能合作侧重点，从而更好引领“一带一路”项目在空间层面的合理布局。
另一方面，以自由贸易网络为基础，促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化建设。自由贸易协定属于制度性供给，反映了国家层面推行自由贸易合作发展的意愿，以双边或多边的制度性协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具有较大可行性。如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之下，将湄澜合作、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等合作协议和相关项目纳入到自贸区的制度性合作框架中，从而实现区域贸易畅通。
完善全方位支持体系，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稳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全方位的支持体系。基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发展导向，需要构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国内支持体系，还需要包括相应的政府间合作支持机制。
首先，对于国内支持体系而言，需要进一步完善区域国别风险评估体系、投融资体系和债务可持续性保障机制。一是成立跨部门风险评估体系，建立区域投资安全预警机制，定期发布有关区域国别重要信息，引导企业提升防风险意识和能力。二是拓宽直接融资方式，建立和完善多元化、可持续、包容的“走出去”投融资体系，构建跨境金融服务网络，实现多渠道融资。三是完善债务可持续性保障机制，借鉴世界银行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邀请第三方金融机构和国际机构对相关合作项目进行债务可持续性评估，根据债务风险等级进行针对性分类管理，进一步提高贸易投资相关合作项目的科学性。
其次，对于政府间合作支持机制而言，争端解决机制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最为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一是建立健全磋商沟通机制，完善双边和多边快速反应通道，探索具有针对性的争端解决方式，提高争端解决效率。二是借鉴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做法，依托多边机构建立争端协调职能部门，基于公平公正原则解决相关商事纠纷，平等保护各方权益。
最后，提升系统性风险防控能力水平。加强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沟通对接，强化安全共同体意识，细化完善安全保障措施，加强贸易投资项目和人员的安全保障。引导企业落实好风险防控主体责任，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规范海外经营行为，前置风险防控关口，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