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我想问的问题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国家的宏观政策可能会有哪些变化和调整？谢谢。
林毅夫：当然对新发展阶段也要仔细分析它的含义是什么。因为过去我们经济规模相对小的时候，我们是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充分利用我们的比较优势，当时并没有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没有来自外部的打压可能随时出现，所以在那时候来自于外部的冲击，来自于外部的调整，相对会少，我们现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我们就要统筹发展和安全。
然后发展跟安全的关系二十大报告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如果没有安全发展就不可能，但是没有发展安全就不可持续。所以怎么来统筹安全跟发展，我想很重要的，也就是说一方面按照我们比较优势发展可以发展得很快，然后就是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跟关键。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来自外部的各种打压，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被吓死，对那些可能我们没有比较优势的这些高科技产业可能被卡脖子的我们要跟踪，然后少数的美国独家有的，我们知道美国它宁可牺牲经济利益或者换取政治利益，对那一部分我们就要用新型举国体制来去应对。
另外我们现在收入水平比以前高了，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那么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对环境对绿色发展要提上议事日程，对新发展理念提的经济发展过去跟未来都是要靠创新，但是在发展阶段上面，我们有传统产业，还有很多是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的，因为我们跟发达国家有差距，还可以引进消化吸收。但是随着我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实际上我们也有不少产业已经到世界前沿，比如说我们在新能源汽车，我们在家电产业，我们在高铁，还有我们在5G通讯，我们在世界前沿，还有换道超车的新经济，我们跟发达国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但是跟发达国家比，我们有三个优势，我讲人才的优势，国内市场的优势，产业配套的优势，所以这样这些产业我们的创新就必须靠自己研发新产品，已经在世界领先的要继续领先。
还有换道超车的可能我们必须自己研发新产品新技术，同时要是被卡脖子的地方，我们也必须自己研发去努力，那么这个跟过去来讲都不同，所以是一个新发展阶段。
但总的来讲的话，我想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据不同发展阶段，我们有什么，我们什么东西能做好，然后把它做大做强，但是在不同发展阶段，有的东西不一样，机会不一样，挑战不一样，所以政策着力的地方也要有调整。
Q2：我第一个问题记得是在2012年年初的也是在强素质做表率读书活动这个讲台上面，您作为经济学家给大家讲文化复兴，那么现在就想请您从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个角度来看，您有没有什么新的思考体会？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有经济学家总结了林毅夫观察，简要但是不一定准确的来概括就是说为什么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国家行，然后以及为什么实行市场经济的优等生这样的国家不行，那么从林毅夫观察这两个问题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来看高质量发展，想听听您有没有什么新的补充，谢谢您。
林毅夫：非常感谢你对我写的东西还高度关注，确实在中国的经济学者当中，我大概比较早就讲这个文化复兴，经济发展跟文化复兴结合在一起。我也很高兴现在中央讲两个结合，第一个结合实际上讲的是说跟中国的实际状况，也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按照各个地方的物质第一性的要求禀赋结构，来决定我们应该怎么发展经济，这是第一个结合。
第二个结合，讲的是跟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其实这也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必然会有的要求，因为我们要素禀赋结构，会决定你的生产结果，什么产业什么技术是符合比较优势的，是能够让你最有最大竞争力，能够创造最优也能够让你高质量发展，但是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是潜在比较优势，因为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产业跟技术，只是让你的生产成本能够最低，但你的产品跟技术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是总成本，包括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就决定于基础设施合适不合适，跟上层的制度安排合适不合适，这会影响交易费用。
因此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生产结构，生产结构决定生产力水平，而且当然也会决定生产关系。因为如果你生产力水平低的时候，劳动者距离生存线很近，然后有工作就能生存，没有工作就不能生存，在那种状况之下，地主跟资本家因为他有财富，他可以靠财富生存，然后地主资本家跟工人的博弈当中，工人就处于不利的地位，就会被剥削。
然后如果说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那么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工人也有积累，他要是不工作，三个月半年他能活的这种状况之下，他跟资本家的谈判地位就会提高。所以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生产力水平，因为决定生产结构，而且也会决定生产关系。
同时因为生产结构的不同，所需要的基础设施跟上层建筑也不一样，也就是马克思所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然后上层建筑里面包含什么，当然我们谈的比如说像金融像教育的像法制，但也包含思想理念价值，然后上层建筑的这些思想理论价值当中有很多是慢变量，变化的速度就非常慢，而且不仅非常慢，它也会影响到你这个国家社会它的追求是什么。
那么你比如说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里面，二十大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很多传统优秀文化，它是我们不知不觉的就会把它作为我们来判断好坏，判断发展的行为的选择。
而且这些上层建筑的这些优秀文化，它当然是影响到我们选择我们会选择什么东西，并且会表现出国家民族的特性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讲中国文化5000年源源不断，如果你讲物质基础生产基础、生产力水平，经济基础基本都变了，如果你讲组织政治，从封建社会后来变成我们的郡县制，变成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但是让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源源不断最主要就是我们一些价值追求。
我们不仅是追求我们自己发展，我们还要追求其他人的发展，而且我们在国际关系上面是存亡继绝。如果一个国家遭受到各种冲击，那么我们去帮助他度过难关，都是中国文化的特性，决定于我们在经济发展的时候，收入分配应该怎么样比较好，因为我们要发展，我们其他人也要发展，我们自己要发展，我们要帮助其他国家发展。
所以我想从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而且上层建筑当中有很多是慢变量，甚至是不变量，代表一个国家民族特色，那些变量我们当然要让它来反映在我们对现实的这种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的这种选择当中，这就是为什么二十大讲的，我们要跟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且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也是主张应该把这些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色的，这些优秀的这些慢变量作为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不仅是要来作为我们选择的依据，而且也需要我们一起来重视它，来宣扬它。
Q3：林教授，我想请教一下对于一个地区一个企业来说，如何发现它的比较优势，包括如何培育巩固和拓展它的比较优势？
您认为市场和政府怎么做比较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怎么有效衔接，包括如何发挥好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谢谢。
林毅夫：这也是一个好的问题。首先我前面讲说比较优势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怎样把它变成企业家现实的选择，这里面比较优势，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当然是说你要素禀赋结构劳动力多，你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应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你所用的技术应该属于劳动力相对密集的技术，就是我前面讲的武汉二汽东风汽车的技术选择跟广汽雅阁的选择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必须反映你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但是我们知道企业家其实是不关心比较优势，企业家关心的是成本是效益。
你怎么样让企业家在关心成本效益的时候，它的技术选择或是产业选择自发的符合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这里面就有个先决条件，这个地方的要素的相对价格必须反映这个地方的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如果说你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就必须相对昂贵，劳动力就必须相对便宜。
反过来讲，如果说你将来劳动力变成相对短缺，资本变成相对丰富，在那种状况之下的话，劳动力的价格就必须相对昂贵，资本的价格就会变成相对便宜。如果你有这样的价格信号的话，企业家为了自己的利润他就会去选择能够利用相对便宜的要素，来替代相对昂贵的要素的技术。那么也就是说你当劳动力变成相对短缺相对昂贵的时候，他就会选择用资本设备来替代劳动力。你比如说现在东部沿海地区很多企业家都讲机器换人，因为现在工资贵，那么资本设备更便宜了，他就用资本设备来替代劳动力，这样的技术就是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同时企业家就会进入到那种能够多用资本少用劳动力的产业，那就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
所以如果你的要素相对价格能够充分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企业家在技术选择跟产业选择的时候，它自发的就会反映出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这是第一点。
那么这种能够充分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信号怎么得到，只能在竞争的市场。从目前来讲，将来也许人工智能大数据它可以非常准确的运算，但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只有在市场竞争当中，它才能够形成一个能反映各个地方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信号。
所以要按照比较优势，让企业家自发的根据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跟技术，必须有充分竞争的市场，也就是有效市场。但有效市场也还不够，因为经济发展如果你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我前面讲有个特性，你经济会发展很快，资本会积累很快，比较优势会变化很快，比较优势变化了，就是说你现在用的技术是符合比较优势的，随着资本积累到下一次，他可能就不符合比较优势了。你现在的产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随着资本积累到下一次，它可能就又变成不符合比较优势。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你要降低生产成本，要提高竞争力，就应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但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的话，什么新技术是真的符合比较优势，什么产业是真的符合比较优势，实际上有很多不确定性，必须有企业家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然后尝试新的东西的话，可能对可能不对，如果不对的话，可能成本就太高，它可能就会失败。
前面讲了武汉二汽他当时用的技术太先进，成本就太高了，在市场没竞争力，合资就失败了。合资失败以后给后来的造车厂有用的信息，日本来跟我们合作知道我不能再用那种方式，这种方式一定失败，所以它就结合中国的实际，把大量能够用劳动力来替代机器人的，它就用劳动力来替代了。所以先行企业家的失败付的成本给后来的企业家提供有用的信息，产业也是这样子。如果你进入了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看起来很先进，但是失败了，过来的企业家就可以避免同样的失败。
反过来讲，如果你进入的产业是符合比较优势很赚钱，后来的企业家就会跟着进来，跟着进来了就有竞争了，有竞争了以后大家都获得平均利润率，先进来的企业家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利润，所以你就可以看先行企业家他失败了给后来的企业家提供有用的信息，然后他付失败的成本。先行企业家如果成功了，给后来的企业家提供有用的信息，然后他又不能获得比后来的企业家更高的利润。
在这种状况之下，企业家如果是聪明的话，应该等别人是成功的，他才去采用那种技术，进入那样的产业。可是如果经济当中大家都等其他人成功了才进入的话，你这个社会就永远不会有技术升级，不会有产业升级的。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必须给先行的企业家提供一定的激励，来补偿他的经济学所讲的外部性。
其实发达国家的专利就是起这个作用。发达国家他给那些可以发明新技术的企业，如果他失败了，当然血本无归，但如果他成功的给他专利就有17年垄断的利润，他就是靠这样来补偿先行企业家。我们发展中国家我前面讲我们有很多利用后来者优势的机会，利用后来者优势你不能够给专利，因为他用的技术是成熟的技术，进入也是成熟的产业，可是你对先行企业家，如果你不给他激励的话，大家都等别人成功后才进去，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发展中国家也必须想出合适的给先行企业家激励的方式。
我们国内常用的方式就是给先行的企业家两免三减或者是三免两减，也就是说你进入到新的产业，我给你税收的优惠，你如果成功了，前面三年不用交企业所得税，后面两年减半，这就是一种对先行企业家的激励。
第二个除了对先行企业家的激励之外，先行企业家即使他进入的产业是符合当地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只是生产成本低，但你在市场竞争里面是总成本的竞争，总成本的竞争里面包括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高低是决定于基础设施好不好，有没有电力能不能够稳定供应，如果它是电力不稳定的话，它就自己必须自备发电设备，是不是成本就增加了？
而且它的产品能够进入多大的市场，决定于交通基础设施多好，如果交通基础设施太差的话，那么它的运输成本太高，就限制到市场的范围，然后它的比较优势它的规模经济就不能够充分发挥。
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的话，你要用的投资资金越来越多，你就必须有金融来支持他。可是不管是说基础设施的完善，或是金融制度的完善等等这些都是企业家自己做不了，那就必须要政府针对新发展所需要的产业来提供它必要的基础设施跟它的金融法制的环境，那么就是需要有为政府。
因此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话，首先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时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市场，然后让这个竞争当中形成的价格信号，能够引导企业家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跟技术，但是要成功也必须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给先行的企业家提供必要的激励补偿，并且帮助先行企业家来解决他自己解决不了的，会出现市场失灵的基础设施跟各种制度的完善，这样的发展就会比较好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好，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