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计算作为颠覆性技术,其应用潜力正从理论构想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随着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上线运行、首条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成链以及“本源悟空”完成全球最大规模量子计算流体动力学仿真,我国已逐步跻身国际量子计算“第一阵营”。
然而,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与生态垄断,我国仍需在核心技术攻关、产业链协同创新、人才培育体系完善等环节突破关键瓶颈,推动量子计算产业高质量发展。
推动自主量子技术从“可用”到“好用”
全球量子计算竞争正处于战略“窗口期”,技术迭代与产业化的双重浪潮推动着各国加速布局。美国凭借先发技术优势持续领跑:谷歌2019年推出的“悬铃木(Sycamore)”量子芯片用200秒完成传统超算需万年处理的任务,2024年新一代“垂柳(Willow)”芯片更在5分钟内破解经典算力难以企及的复杂问题;IBM通过1121比特超导量子芯片“秃鹰(Condor)”不断刷新比特规模纪录,展现工程化能力。
尽管如此,量子计算尚未形成绝对技术垄断,我国在超导路线上具备差异化优势。诞生于我国首条量子芯片生产线的中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芯片——“悟空芯”(WK C72-300),由我国首个自主量子芯片设计软件“本源坤元Q-EDA”成功设计并制造,已上载中国第三代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
目前,“本源悟空”已稳定运行超一年,完成全球36万次算力任务,在流体动力学仿真等领域验证了规模化应用潜力。结合我国首条量子芯片生产线上诞生的无损探针台、激光退火仪等专用设备,我国初步具备了从芯片设计、制造到整机集成的全链条能力。
然而,自主量子技术从“可用性”向“好用性”的跨越仍面临挑战。
一方面,核心技术代差显著。相较于IBM千比特级芯片的规模优势和谷歌“垂柳(Willow)”芯片的容错纠错技术(逻辑量子比特错误率接近容错阈值),我国量子芯片在量子纠错效率、比特稳定性等关键指标上仍存在差距。
另一方面,产业链短板突出。量子芯片相关关键设备材料尚未完全自主,部分核心部件国产化水平亟待提升,量子计算机制造链“幼苗”亟待重点培育。
量子计算产业链的成熟度决定其产业化速度。针对上述短板,我国需通过联合攻关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国产自主化,构建“设计-制造-封装”全自主量子计算机供应链。
硬件层面,重点提升量子比特数量与稳定性,突破量子纠错技术工程化瓶颈。软件层面,优化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和编程框架,降低用户使用门槛。产业生态上,可考虑以合肥、上海、北京等城市为核心,建设国家级量子计算产业示范基地,聚焦硬件研发与应用试验,推动量子芯片设计软件、低温器件生产线等国产软硬件的规模化应用。
以应用需求牵引技术迭代
量子计算的商业化进程正从技术验证迈向场景驱动阶段。当前,我国自主量子算力已初步在金融、生物医药、能源等领域探索应用。
例如,“本源悟空”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已与多个国家级超算中心以及金融、通信、电力、航空、航天等部门和单位展开合作。“本源悟空”目前已被139个国家和地区用户访问超2600万次,成功完成36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涵盖流体动力学、金融、生物医药等多个行业领域。
与此同时,全球算力竞争进入“四算融合”新阶段——量子计算(量算)、超级计算(超算)、智能计算(智算)与传统计算(通算)的协同成为破解复杂场景需求的核心方向。如果把传统计算比喻成“汽车”,那么智能计算就是“高铁”,超级计算是“飞机”,量子计算机就是“火箭”。上海超级计算中心、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本源量子公司等四家单位已联合上线量超融合先进计算平台,提供量超云融合服务,加速处理复杂计算任务,多算融合协同产生更强算力。
量子计算的商业化价值需通过场景驱动释放,然而当前生态层面跨行业协同验证机制缺失,算法与场景适配性不足,导致商业化落地缓慢。破解困局需以应用需求倒逼技术创新,构建“场景-技术-生态”正向循环。
一是加速“四算融合”体系落地,在国家算力枢纽部署量子计算专区,实现量子算力与超算集群、智算中心的资源调度。
二是强化场景验证,鼓励央企在能源调度、新材料研发等国家战略领域开放应用场景,设立“量子计算创新中心”,通过实际需求反推技术升级。
三是构建开放生态,依托“一带一路”输出自主量子算力“硬件+平台+服务”整体解决方案,扩大中国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用户基数,打造跨境算力走廊。
从“量”到“质”建立人才培育体系
量子计算作为前沿科技,已成为全球竞争焦点,但人才短缺严重制约其发展。据统计,全球量子计算人才缺口已达数万量级,而我国专业人才仅千余人,且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稀缺。为突破瓶颈,需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院校和激励机制等多个层面构建多层次培养机制。
首先,构建自主量子计算教育体系,以“中国筷子”而不是“西方刀叉”传授量子计算知识、培育自主人才。
在基础教育阶段,应大力推广使用国产自主量子计算互动教学工具,将量子科普纳入中小学课程,设计趣味性强的实验和游戏,激发青少年兴趣,让学生通过虚拟操作组装量子计算机实验直观感受量子计算的魅力。
在高等教育方面,推广“微专业”模式,如中国海洋大学的“量子人工智能微专业”配套国产编程框架训练,培养跨学科人才。教育部门可考虑扩大量子信息科学专业布局,支持重点高校建设“自主量子计算机一体化教研机房”。职业院校可开设量子设备组装与调试等技工课程,定向输送产业一线技术人才。
与此同时,要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鼓励高校与企业共建真机实训基地,实施“双导师制”,将企业研发任务转化为教学项目,形成“研发-教学-应用”闭环。同步建立“量子工程师”认证体系,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咬合。
其次,完善激励机制,对参与量子计算国产化攻关的团队给予税收减免、研发补贴等政策倾斜,设立“量子科技青年学者计划”,吸引海内外优秀人才。唯有通过分层次、全链条的人才培养体系,方能实现从“量”到“质”的跃迁,助力我国在全球量子科技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使量子计算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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